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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机遇与挑战

作者: 孙伟平
更新时间:2018-10-17 字数:17790

随着信息科技在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应用,社会生产力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和飞跃,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来临。
知识经济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从其在世界发达国家的诞生来看,它是在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但是,从信息时代及其发展趋势看,从信息、知识的性质和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看,信息技术和知识创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而且对既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社会经济不断变革、不断重组。
一、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来临
之所以说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成为生产力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第二篇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应该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信息无时不在,但是,过去都没有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独立要素。一般而言,在农业时代(封建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经济活动主要体现为资本的运作与扩张。20世纪中后期,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信息、知识的作用日渐突出,信息创造、采集、处理、使用信息的水平和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导要素。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成为竞争能力的标志。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有形资本(土地、机器、厂房、原材料、资本、股票等)日益依赖于知识、信息、技术等无形资本,一种亘古未见的新型资本家,即拥有无形的知识资本的“知本家”,横空出世,“兴风作浪”,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
在信息时代,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不再仅仅表现为土地、厂房、机器、资本等“硬资源”,更表现为无形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软资源”。从宏观上看,信息、知识在现代经济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对象。从微观上看,企业在进行资产评估时,专利、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已经得到法律承认,它与有形资本一起计入总资产之中。这说明信息与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重要的资本形式。特别是,创新性知识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具有创新性知识的人才因其培养周期的漫长,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争夺对象。
第二,在信息网络技术的作用下,信息、知识日益渗透到生产力各要素之中,全面改造、优化、提升生产力各要素,从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生产力并不是脱离人的某种独立的神秘力量。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人即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公共的信息、知识、经验等科学技术因素,以及人们相互结合的社会形式(包括组织管理等),从来就是生产力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按照生产力多要素理论,它本身由各种现实的社会性要素构成: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它的实体构成即“硬要素”;科技、教育、管理、信息等,则是它的非实体性构成即“软要素”。而伴随着信息技术在生产和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力也正在发生着某种质的变化和飞跃。信息要素不仅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而且它还渗透到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硬要素”中,对之加以全面改进和提升,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通过促进科技、完善教育、提高管理水平等,使这些“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于劳动工具和生产过程,通过劳动工具的智能化,改进和创新劳动工具,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劳动资料的利用效率,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对劳动的充分分析,运用现代信息网络系统,劳动工具创造成了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体系,生产过程则成为由电脑控制的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的高科技生产过程,劳动效率因而极大地得以提高。
第三,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日益加强,新型的信息产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在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基础,占主体地位的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在信息时代,高新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移加速,有效地提高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特别是,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新经济的支柱产业。所谓信息产业,是指专门从事信息产品的生产、处理、流通和信息服务的产业,或者简单地说,是“将信息转变成商品”的行业。信息产业以运用知识、生产创意、开发技术、提供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为特点。信息产业的产品成本有可能比较低,但企业的赢利水平、增速却大大高于传统制造业,是一种高增值型产业。而且,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人均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费,降低人均废物排放,是一种高度依赖人的智力投入但并不一定导致环境破坏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信息产业(代表性企业如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迅速发展壮大,在世界范围内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成为前途不可限量的朝阳产业。全球已经形成越来越庞大的信息产业规模,信息产业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倍增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信息产业加快了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的步伐。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过程日益表现出两个突出特征,即“空间上的逻辑叠加”与“时间上的加速度”。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前一个阶段的发展没有完成,后一个发展阶段便“叠加”其上,而且降低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必要性,于是出现根据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重组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的情况;后者是指在全新的信息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发展速度空前,经济上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拥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遇和逻辑起点,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可能实现加速发展甚至“跨越式发展”。
第四,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一致,劳动力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向以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
生产第一线的就业人数减少,知识创新和经营管理人员大幅增加。在工业经济时代,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80%;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大规模使用,直接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生产的工人,逐步被智能机器或生产的自动化所取代,这一比例会逐渐降低。比如说,制造业巨头富士康科技集团2014年就宣布,要引进100万个智能机器人。因为可以不间断工作,也没有休假、提薪之类要求,1个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N个工人。最初,智能机器人的效率可能并不显著,但随着技术的升级,替代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前景不可限量。或许某一天,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农业人口将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即10%以内,工业人口也将大幅下降,降到10%以内。在普通农民、工人大幅减少的同时,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工作者、高水平技术人员、设计人员以及其他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则会大幅提升。
体力劳动者日益减少,脑力劳动者则大幅增加。除了一般而言的机械化、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已经并将进一步替代某些脑力劳动。例如,一些存储(记忆)、检索、运算、交流、传输的脑力劳动,就正在逐渐被取代。围棋曾经被认为是最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智力竞技运动,是电脑最难以超越人类的领域之一。但2016年3月,人工智能棋手AlphaGo以4比1轻松击败了韩国天才棋手——14次世界冠军得主李世石;2017年初,AlphaGo升级版更是在快棋网测中,取得对包括中国第一人柯洁、韩国第一人朴廷桓在内的当世顶级高手的60连胜。“狼”真的“来了”,人类引以为傲的脑力劳动、精神生产,面临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机器统治人类”的忧虑,又重新笼罩在人们心头。如果说,在人类第一次技术大变革中,机械力被用来代替人力或兽力,在体力劳动领域实现了“人—机”分工,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将要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在脑力劳动领域“人—机”之间也必须进行分工协作。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将进一步解放出来,更专注于那些创造性、社会化、人性化的劳动。普通劳工的命运将日趋悲惨,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劳动者则会大放异彩。
第五,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与生产日益一体化。
科技创新是指通过科技活动,在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取得原创性进展。自20世纪后期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水平的发展,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人类的经济活动正在从“粗笨”走向“精微”,从“物质”主导走向“精神”主导,从“体能”主导走向“智能”主导。
在知识经济出现之前,也存在创新者和创新活动,也产生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但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转化时间也很长,并没有普遍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迈入信息时代,我们所创造的新信息、新知识比我们所有的先辈加在一起所创造的还要多,而且我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将它们组织、分配,并用全新的、更短暂的格局将它们结合、再结合。知识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超出了传统产业的效益,经济增长对于科技创新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的要诀,往往取决于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例如,微软公司的生存法则之一就是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苹果公司不间断推出的iPhone智能手机系列,想必大家也印象深刻。
第六,科技、教育与人才竞争,成为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的主旋律。
生产力发展与科技、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但从本质上看,它们从来就是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相互体现、不可分离的。科技、教育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结果和体现,也是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在形式和途径。特别是新型的信息生产力,无论从物的因素看,还是从人的因素来看,都是一种科学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生产力。它的核心是科技知识的生产,关键是人才,而基础则是教育和培训。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快,市场更加变化莫测,竞争日趋激烈残酷,每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等必须比以往更加机敏,更加善于学习,更加富有创造力。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
科技、教育成为企业之间、地区或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各个民族国家只有立足于“科教”的发达,立足于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适者生存,并获取优势。如果忽视科技和教育,忽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忽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可能沦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国际打工仔”,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悲惨的地位。有人就此形象地描绘说:一流国家输出知识,二流国家输出产品,三流国家输出资源;头脑国家管思想,肌肉国家干粗活。如果处在世界分工体系的末端,等待的当然是被剥削、被主宰、被欺侮的命运。在类似的问题上,近代以来曾经“落后挨打”的中国,有着刻骨铭心的教训。
综而言之,正是因为知识、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信息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一个亘古未见的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来临。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按照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与以往经济形态不同的是:知识经济主要不是以物力资源和人的体力为依托的经济,而是以高科技为核心,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这种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以知识创新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以往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因为这些资源比较稀缺,遵循着“物以稀为贵”的“稀缺原理”而成为社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比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等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经济的增长更直接取决于智力投资和知识创新,科技、教育与高水平人才的竞争,成为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的主旋律。
二、知识经济的社会效应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不妨先寻找几个角度,扼要看一看其正面效应。
1资本观的重大变化
传统的资本观认为,只有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等有形资本才是资本,信息时代的新资本观则认为,资本既包括有形资本,也包括无形资本,而且,由于知识经济突出了信息、知识的作用,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本的作用就更显重要了。
信息资本是由信息的资本化而形成的,如知识就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将知识投入到生产过程,就构成了知识资本。这种资本是一种以组织和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以知识形式存在,可以在生产中增值的无形资本。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生产成为最重要的生产,知识成了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共享,可以倍增,可以“无限制地”创造。目前,人类的知识正以指数级增长,增长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以至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上一个领域的所有变化,更不用说全部领域了。因此,只能不断地对学科、专业进行细分、再细分,从而产生各类“专家”。而且,除了知识的增长之外,知识的应用或者说向生产力的转化也日益加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与这一时代潮流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这一领域,或加大科技产品研发的力度,或直接创建生产知识产品、提供知识服务的信息企业。
2资源观的新变化
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的资源观主要将土地、矿产、水、森林等自然资源视为资源,而现代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大大拓展了资源观。它认为,不仅自然资源是资源,而且文化资源(科技、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劳动力、人才)、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体制资源(社会制度、组织机制)等也是资源,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资源。
根源传统的资源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进行生产。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我们实际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以高资金投入和高资源消耗换来的是一条高环境污染、低效益产出的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生产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枯竭和能源危机,并且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同时,由于自然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生态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因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源观令人耳目一新。它主要倚重的是具有“无形性、可创造性、可共享性、无限性”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这为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经济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建立在一种不仅可以再生,而且能够自生的重要资源之上,再也不会发生最核心的资源枯竭之类的问题了,生态环境压力也随之大大减轻。同时,依靠信息技术,通过发展“高效益、低消耗、环保型”的新型信息产业,可以促进产业布局、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甚至促进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转型,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走向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3劳动观与人才观的变化
劳动是人的体力与脑力共同作用的活动。由于信息生产力是一种科学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力,由于信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生产力中重要的构成要素,由于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传统企业也日益信息化(如制造业中智能机器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大规模使用),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生产第一线挥汗如雨的产业工人人数减少,知识创新和经营管理人员大幅增加;体力劳动者日益减少,脑力劳动者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劳动支出从以体力消耗为主,变成了以脑力消耗为主。
历史发展到今天,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不再可有可无,不再只是附属人员,而是日益成为生产主体,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现代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在信息化、全球化条件下,产品往往不是个别生产者单打独斗的产物,而是基于全球分工,由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者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不仅包括生产第一线的*作工人,更包括参与产品研究、创意、设计、制造的所有生产人员。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脑力劳动者、“白领工人”日益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掌控着生产的目的、方向、进程和效率。由于现代化大生产是信息化、智能化生产,对于这些“白领岗位”的素质和技术要求较高,“白领工人”不像普通*作工人可以随便替代,或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替代,因此,这些脑力劳动者在生产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和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快,市场更加变化莫测,竞争日趋激烈残酷,知识劳动者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已经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主要源泉。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生产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迅猛发展,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工人人数大量减少,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体力劳动的强度大大下降。但是,白领岗位、脑力劳动者的脑力耗费却成倍地增加了。且不说科学研究、产品设计、销售创意,即使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的生产*作,也比以前复杂、精细得多,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当然也比以前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由于信息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知识的生产,由于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人力资源比货币资本、机器厂房等更为重要。人——或者更准确地说,知识工作者——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当然,人才观念也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只有掌握了一定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创造超额价值,才会成为市场竞相争夺的对象。至于所需要的这类人才的培养,则有赖于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为此,必须改革基础教育,使之有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必须将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必须多措并举,吸引高精尖人才源源不断地涌来。
4经济发展更加人性化
工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械文明,生产流水线、标准化批量化生产是其特征。受制于资本逐利的逻辑,按照泰勒的管理模式,工人被固定在生产流水线上,经年累月地从事同一种熟练的工作或工序,人越来越受制于机器的运转,沦为“机器的奴隶”。工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丰富的情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被扼杀了。与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相比,信息时代虽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信息生产力具有更优的技术基础,生产过程相对而言更加人性化,更加合乎“人是目的”的要求。例如,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世界各地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理论上完全可能分享、共享信息科技革命的成果。信息科技具有向包括偏远地区的全世界辐射的强大力量,使那些“世外桃源”、边缘群体也能受惠于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好处: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消费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人们将不断地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时间持续增加;工作、劳动和就业方式发生变化,工作逐渐弹性化,管理日益扁平和松散,劳动者的自主权更加突出,在工作中享有更多的自由;等等。
特别是,信息时代经济生活的人性化,日益倾向于“落实”到个人身上。一方面,由于信息、知识价值的突显,物质性的财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至少已经不是发展的唯一目的(或最高目的)。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重新回归“人”本身。毕竟,人(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或人掌握的知识、人的创造性潜能及其发挥,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信息生产力能更好地满足人的多层次、个性化的利益和需求。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电脑和网络在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作用,在虚拟与现实的交汇中,多样化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将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利用信息网络,企业可以通过简单的大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充满个性的消费需求,可以制作丰富的“菜单”,让顾客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点“菜”,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独特要求,运用3D打印技术等生产形形色色的“订制型产品”。因此,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正在改变,消费相对于生产的被动地位正在被颠覆。生产活动不断向小规模、个性化方向发展,为人们提供尽可能丰富多彩的选择机会,满足人们日益丰富、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消费相对于生产、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的主导权,在经济活动中日益突出。虽然企业可能是迫于市场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在落实“顾客就是上帝”方面,的确改变了消费的被动地位,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地位,保障了消费者的权利。三、所有权与剥削问题
在唯物史观理论中,所有制、分配等是生产关系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导致这些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1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逐渐形成并确立了所有权(产权)观念和制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于一切,包括时间和空间、资源和环境甚至一切事物和人,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据说,所有权(产权)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经济学解读人类行为的唯一法宝。
资本主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洞察到,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和劳动的分离”。经过产业革命,出现了一批拥有巨额资本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同时,雇佣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资本、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他们没有财产权,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被雇佣、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因为财产权,必然形成劳资矛盾和阶级对立。
迈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切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改变。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可否认,土地、原材料、工厂、机器设备、资金的所有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由于经济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由于经济知识化,科技、知识、管理等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和收益相对降低,信息、知识已经取代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及劳动力,成为基本的也是关键的经济资源。这种变化改变了企业内部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导致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所有权的作用开始下降,知识工作者(包括科技开发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信息处理与分析人员等)的作用逐步增强,出现了知识股、技术股等新的所有权形式,管理者的报酬也更多地以股权等形式体现。
即是说,由于信息、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因而创造、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技术的知识工作者,与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一样拥有着先进生产资料。例如,在软件产业中,软件的编制就是生产活动,而编程者所拥有的智力、知识储备、创意和方法,几乎是其全部的“生产资料”,因为编程所需要的电脑、办公桌等有形资产的比重微不足道,甚至可以租用、借用或以其他变相方式(如用家庭餐桌代替办公桌)解决。这些知识工作者可以将智力、知识这类“无形资本”入股企业——或者以自己的创意、发明、专利、配方以及所掌握的生产工艺等入股,或者以自己的策划才能、技术才能、管理才能、市场人脉等入股,从而在企业中占有一定的股份,并作为股东参与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过程,参与信息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因此,这些知识工作者实际上已经跨入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行列,并可能导致企业中出现一种新的雇佣关系或劳资关系:某些知识工作者可能拥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老板),同时还是生产资料使用者(工人)。
由于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提高,有形资本日益依赖于无形资本,一种新型的资本家,即拥有无形资本的资本家——“无限制资本家”——正在全球快速崛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些一无所有的被雇佣者(无产者),仅仅因为能够通过学习占有知识,通过自己的头脑创造新的知识,就可以和土地、资本(机器、工厂)等的所有者一道,掌控经济活动,迈进富翁的门槛。一个现代信息企业,国外如英特尔、微软、雅虎、谷歌,国内如联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往往可以同时将大批知识型雇员造就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当然,不排除掌控企业的企业主占有更多份额,财富增长更快。
正是因为知识工作者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因其拥有的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将得到显著提升,有时,甚至会超越货币资本、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支配性地位。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正成为当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2信息时代新的剥削方式
剥削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一种关系。在信息时代之前,这种占有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占有形式是指: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占有或半占有进而无偿占有其劳动成果,前资本主义就以这种形式为主。间接的占有形式是指:劳动者表面上是自由的,但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进而支配劳动力,得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它掩盖在“平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之中。
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剥削。剥削在知识经济中依然存在。以之为基础的社会不公正、不正义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智力剥削是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经济的真正源动力。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剥削的形式、内涵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劳资关系发生了不利于劳工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广泛推行大机器生产,企业员工都像螺丝钉一样“钉”在某一岗位上,分配方式主要实行岗位工资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工作的流动性,企业的雇佣方式更为灵活。他们往往不再与员工签订长期合约,而主要采取短期雇佣、临时雇佣、分包或外包业务的方式,然后按工作任务和业绩付酬。劳资关系的这种流动性、多样性、个性化,员工表面上的自由、独立,以及劳资双方根据短期合约即时兑现工资,令人难以全面、准确地分析剥削的程度,甚至掩盖了剥削的存在。
其次,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富于弹性、更加“自由”。表面上看,人们经常可以自己“控制”工作时间和进程。但是,资本、技术和市场的逻辑也可能将这一切静悄悄地加以改变。例如,科学研究的艰辛是几乎所有人都有所耳闻的。知识的创新并不是一件仅仅只在工作时间进行的事,而是一件需要长时期、全身心投入的艰苦劳作。许多知识工作者为了创造、发明,为了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为了改变和完善生产工艺,为了设计一个新的计划和方案……常常会夜以继日地学习,不分场合地“工作着”。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心无旁骛,他们可能充满激情,不知疲倦。类似的,对于企业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也是一样:当他的家庭装备了固定电话和传真机,当他出门总是带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当他的手机、电脑、传真机等都连接上了网络……先进的信息技术就会模糊休息、休闲、娱乐、度假与工作之间的界限。工作不再只是在办公室、一周5天、每天8小时之内的事情,而可能成为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无期徒刑”。一旦这种疯狂的状况启动了,那么对不起,就不是谁想停下来就一定能停下来的。除非你愿意放弃初衷,除非你甘愿接受失败,除非你宁愿排斥在外,否则,大家都得振作精神,变成“工作狂”,接受“过劳死”。
再次,由于经济活动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由于完成任务需要不同机构、不同人相互之间即时沟通、协调、配合,人们的工作时间延长了,工作强度加大了。因为,任何一方的消极怠工,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整部“机器”停转。造成延误的企业可能被市场网络排除在外,造成延误的职员可能被解雇。也正因为此,企业管理一方面可能以任务为中心,可能以外包业务为主;另一方面,企业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将市场压力传递给每一位员工。
四、“数字鸿沟”与新的社会平等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人们在拥有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设备、掌握和利用信息技术以及知识创新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不同机遇、不同地位和不同状况。在信息时代,“数字鸿沟”、信息贫富分化、信息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这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反过来又阻碍了建立更广泛的全球联系,迟滞了全球的信息化进程。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仍然遵循着逐利原则进行。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适应信息时代特点的、旨在公平获取信息资源和权力调节机制并没有适时提出和顺利落地,至少没有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中真正得到普遍的落实。这导致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数字鸿沟”、两极分化不但没有缩小,而且仍然在不断加剧,有时甚至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毕竟,经济的逻辑只愿意主动将全球那些“有价值”的区域和人民拉进来,互利互惠地开展合作,共享新经济的好处,共同提升竞争力,共同描绘美好的未来。
众所周知,信息时代是以电话、电脑、手机、网络以及相应的高新技术为基本技术支撑的,是以创新性知识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为竞争机制的时代。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不均衡、科技实力与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贫富差距大,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界普遍的基本的事实。主要由于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是极不均衡的,卷入知识经济并从中受益、分享成果的程度是极不均衡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还有许多人仍然在为温饱、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电话、电脑、手机,没有宽带网络,在相当程度上是被信息技术“遗忘的角落”(庞大的“角落”!)。此外,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市场化程度等的差异,越是发达国家、大城市,本地和长途电话费、上网的设备价格和服务费用越便宜;越是贫穷国家和地区,这类费用越是昂贵,服务质量也更差。专注于生存、温饱的穷人们对支付昂贵的电信费用,进行奢侈性的数字化消费,不可能有太大的兴趣,更不可能有持久的动力和激情,至于信息生产,更是因为缺乏条件和能力,无力开展。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只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普及,并且联结的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大公司、政府机构、科教单位,在线的仅仅只是一些有相当经济和技术基础的“文化人”,因而,不同主体(国家、地区、企业、群体或个人)占有和利用信息的条件和能力是极不平等的。这造成不同国家、地区的电脑普及率特别是上网人数及比率存在巨大落差。
更令人忧虑的是,新经济的财富效应或造富能力与制造贫富差距的能力是成正比例的。借助信息技术,通过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现了高速发展,取得了经济上巨大的成功;同时,一批幸运的信息弄潮儿成功创立信息企业,财富暴涨,风光无限地跨入了富翁的门槛,成为众人仰慕的“数字英雄”;但与此同时,十分不幸的是,富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与穷国、穷人收入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的速度成正比。因而,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信息贫富差距或“数字鸿沟”不仅显著地存在,并且仍然在不断扩大。“信息穷国”和“信息富国”、“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日益分化成为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
并且,由于发展的基础差距过大,以知识为核心的竞争力差距日渐突出,在可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实质性缩小,即使投入一定的国际援助或政府扶持,也难以实质性地改变信息观念、文化水平、基本素质、创造力等方面的差距,因而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此外,在考察“数字鸿沟”、信息贫富分化、信息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警惕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不仅要注意是否拥有电话、电脑、手机、是否能上网等基本差别,而且要深入考察人们使用信息技术和资源的“质”的差别。表面上看,诸如有无电话、电脑、手机,是否使用宽带,通过何种方式上网等,都可能影响通信质量和信息处理能力;但是,更深层次的,使用电脑、手机、网络做什么,往往更能说明问题。例如,有人声称,虽然中国有7亿网民,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收发电子邮件,看看新闻,玩玩游戏,购物消费,或者上社交网站聊天,因此,中国网民的数量虽然极为庞大,却没有什么生产性的商业价值。这种说法虽然尖刻、刺耳,却也不是全无道理,值得深思。
其次,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国际生存竞争中,一些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基于自身的利益,如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对高新信息技术进行封锁,对重要信息资源进行垄断,对创新成果进行过度保护,这导致其向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弱势群体公开信息资源、转让技术、协助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动作总是不太情愿,或缺乏基本的源动力。例如,早在1983年,中国就计划加入互联网,但是,很长时间都不能如愿,直到1994年,才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既得利益者长期存在的这种贪婪和自私,可能导致本就贫困的弱者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支付专利费、技术转让费等)之后,仍然只能处于“发展”与追赶之中,“数字鸿沟”被人为地越掘越宽,越掘越深。
再次,我们不能孤立地思考“数字鸿沟”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劳动个体化的冲击下,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的超地域性等导致的国家的“去合法化”情况下,过去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巨大冲击,失业者、无法自食其力的弱势群体以及其他低保人群的安全网被严重地动摇了。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多都已不堪重负,失业、医保、养老保险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在无法避免的改革中,不能及时重建新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那么,“信息穷人”的命运难免更加悲惨,更加无助。
因此,在令人充满无限遐想的信息时代,如果不能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普及化,普遍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大众的教育水平,如果信息占有和利用的能力被垄断或主导,甚至将信息高速公路变成昂贵的、专有的“信息高速私路”,那么,对“信息穷国”“信息边远地区”“信息穷人”将是极不公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可能越拉越大。“数字鸿沟”、信息贫富差距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将可能成为新的难解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成为颠覆既定社会秩序的破坏性、革命性因素。
五、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分裂
迈入信息时代,劳资关系、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信息社会除了既有的社会矛盾之外,还面临着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
第一,资本的全球化与工作的流动性、雇佣的机动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现代信息技术使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范围拓展。借助全球资本市场,通过线上交易、电子交易等方式,资本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但交易者和交易范围却拓展到全球。这导致工作机会全球流动,而与普通劳工的地域性发生冲突。资本和劳工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资本存在于所谓“流动空间”之中,它们通过网络而聚集,遵循逐利原则而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投机,但全球资本的活力则越来越少地依赖特定劳动,它可以借助网络的分散化,在全球任何地方寻找物美价廉的劳工,组织生产。特别是,它常常将工作分解,通过全球网络外包、分包、转包给技术能力和价格最适合的企业或个人。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承接了大量外包业务。印度每年的外包业务达到数百亿美元,成为经济支柱之一。
资本的全球化、工作的流动性和雇佣关系的机动性,导致了长期或终身雇佣制的破产,令雇佣关系更加脆弱、更加不可预测。随着资本全球流动,无孔不入地寻找商机,劳工们越来越“个体化”了,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追求各种各样的“新工作”,如自由职业、兼职工作、临时性工作,如独立承包、分包、转包,如被频繁外派、出差、跳槽,等等。表面上看起来热闹非凡,但劳工们的就业和工作变得日益不稳定,前景变得越来越不明朗,有时甚至完全无法预测。不知不觉间,雇主的权力日益得到强化,他们更可能逃避对员工的责任,而劳工们由于个体化、分散化,处于更加弱势、无助的地位。例如,工作的不稳定甚至不固定,过于分散化、个体化的劳工,导致曾经强势的工会及其组织体制面临困境,令资本家们心惊胆寒的“大联合”或集体罢工等,不再那么容易组织和发动了,弱势的劳工们正变得更加孤立无援。
第二,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
随着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的普及,特别是雇佣了大量工人的制造业日益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农民、工人将一拨又一拨地丢掉赖以生存的饭碗。虽然服务业可以更加细化、人性化,虽然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都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包括雇佣一部分从农业、工业制造业转岗的农民和工人,但是,信息革命的趋势很可能是:创造的岗位可能远远没有损失的多,失业率难免居高不下。
脑力劳动是一种重质或不以量取胜的劳动。或许,一万名普通物理学工作者也比不上一个爱因斯坦。知识经济虽然节约了活劳动的消耗,使资本的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它绝不是以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为特点的,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仍然有限,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压力。而且,知识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具有一定的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即基本上应该是“知识型工人”,或者干脆就是科学家、工程师。但是,大部分从农业、制造业转岗的农民或工人,都不具备这样的文化水平、素质和能力。我回家乡那个偏僻小山村的时候,经常听到熟悉的“农民伯伯”夸口:“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但进城‘看大门’总可以吧?”我有时冲动,就想“残忍”地对他们说,今后的大门并不那么容易“看”了。比如,虚拟企业的大门在哪里?电子银行如何保卫?城市或国家的电子疆域如何“看守”?恐怕,光有责任感、能吃苦、会瞪大眼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经济活动知识化、自动化、智能化之后,大量素质、技能有限的农民或工人难免失去工作机会。这即是所谓结构性失业。
值得警惕的是,当代的结构性失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失业时间越来越长,部分失业者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工作机会了;其次,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在每一个经济周期都会扩大;再次,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不断深入,失业的不仅有蓝领工人,而且白领工人也开始加入其中。由于白领工人的工资待遇较高,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业务收缩,首先遭解雇的可能就是白领工人。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面对头晕目眩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茫然无措,难以实现再就业,这群庞大的结构性失业者将成为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
第三,在信息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分裂,即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劳动者与“可替代的普通劳工”之间的分裂。
社会分裂的直接表现,除了就业与失业“二重天”之外,就要算普遍存在的获取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了。实际上,“可替代的普通劳工”即使幸运地就业,由于缺乏知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其收入与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劳动者往往差距甚远。这一点已经是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工作的流动性,雇佣的机动性,或者说缺乏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大多数雇主都会逃避信息时代非常关键的教育和培训职责,甚至通过分包、外包的形式逃避应付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这对“可替代的普通劳工”更加不利,他们本来就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这导致他们更难获得培训、提升技能的机会。因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社会发展很快,且劳动力市场是全球性的,教育、培训方面的缺失,导致劳工们在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更高和更新的工作技能时,可能面临技术和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当更廉价的劳动力被全球流动的资本纳入进来、而原有雇员又不愿降低工资待遇时,这些雇员便可能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甚至被无情地淘汰,加入失业大军。
此外,雇主和雇员们签订短期合约,常常需要各类中介公司牵线搭桥,劳工们除了经常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中介费之外,更关键的是丧失了就业的主动权。如果雇主与雇员之间发生了纠纷,往往也需要求助于中介或者第三方进行调解。当然,在这个时候,越是“可替代的普通劳工”,越可能处于劣势地位。这类劳工的人数太多,只能做低附加值的普通工作,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当面临纠纷的时候,昂贵的调解或诉讼费用就可能让部分弱势劳工望而却步,心有不甘地放弃维权。
因此,信息时代真正的社会分裂,存在于信息化生产者与“可替代的普通劳工”之间。如何协调、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大难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调动政策资源,加大对可替代的普通劳工的教育与培训,通过其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高,保证其不至为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所彻底抛弃。
第四,出现令人绝望的“社会排斥”。
信息鸿沟、结构性失业和新的社会分裂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新的社会排斥。迈入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一方面,世界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合成一个“地球村”,全球市场已经形成,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渗透进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日益加深;另一方面,许多地区、许多人仍然处在信息化浪潮之外,或者说无力分享信息化带来的机会和成果。
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个人的信息化程度不同,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数字鸿沟”、信息贫富差距已经出现并不断加深。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也可能不是最悲惨的。毕竟,通过经济的普遍发展,通过政策的不断调整,通过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强化教育和培训,包括通过个人的努力,鸿沟可以填平,差距可以缩小。
真正可怕而且悲惨的是,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一些信息穷困地区、“信息穷人”完全落伍了,他们可能已经被我们时代的经济网络乃至社会网络边缘化,甚至完全排除在外了,从而造成了卡斯特所谓的“新的社会排斥”。
如果说,在马克思曾经无情揭露和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或无产者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接受资本所有者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虽然取得了工资和福利待遇,但被资本所有者榨取了剩余价值,掠夺了自由时间;他们与资本家处于对立的阵营,他们之间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抗的关系……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发动了旨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那么,在这个高科技、智能化的信息社会,事情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质的变化。即是说,通过高科技网络,全球化把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正在摒弃价值不大以及毫无价值的地区和人。所以,富有创造性的世界精英们联合在一起,可同时大片地区、大批民众却被边缘化。那些信息边远地区、“信息穷人”等,命运相较以前的工人或无产者更为悲惨——他们正在变得与这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毫不相干。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排斥将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将加入进来,形成卡斯特所谓的“信息化资本主义黑洞”。这些不幸的人,无论如何努力,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可能无法摆脱痛苦、无助的命运。卡斯特指出:“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这种不同在于,由于社会分化、“数字鸿沟”、结构性失业等原因,我作为“信息穷人”,处于全球化的经济或社会网络之外,没有人愿意雇佣我、剥削我,我没有要反抗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我也没有什么伙伴,似乎和谁都没有关系,谁都不需要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我被社会抛弃了,我的存在荒谬化了!
这种被忽视,这种被抛弃,这种生活意义的丧失,这种存在的荒谬化,除了让人生存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总有一天还会让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无法忍受。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是人神圣的权利!人们必须做点什么,人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们必须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的寻求,可能是一种没有目标的方式。否则,必将导致人们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必将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这正如卡斯特所说:“整个世界危机即将爆发,但不会以革命的方式,而是: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得不爆发,为爆发而爆发。”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总之,迈入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经济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由于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全球配置,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全球劳动力过剩,因而资本的全球化与劳工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知识劳动者与“可替代的普通劳工”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日益尖锐,就业机会增长困难、雇佣关系不稳定、结构性失业、“数字鸿沟”、社会排斥等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社会问题。如何控制风险,解决问题,走出危机,要求各级组织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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