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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路,而每个人都会选择其中的一条走下去,这一条路或许坎坷荒芜,渺无人烟。

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 谭曙东
更新时间:2018-09-29 字数:7915

少有人走的路
        一
十一岁那年,父母把我从老家接到一座城市里,那时候我初二刚念完一半。
父母来到这座城市要比我早两年,那时候我刚从小学毕业。他们和所有白石村的年轻人一样,扔掉了山里的几亩土地,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通往这座城市的道路。
这座城市并不大,但对于第一次踏足的我来说还是足以让我震撼。错综的街道像触须一样延伸至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车流像连线的蚂蚁一样穿梭在平行街道上。天空被高低错落的楼房挡住,看起来窄小并且有棱有角。黑夜在这里总是姗姗来迟,每当黄昏从高楼背后退散之后,路灯就像这座城市的眼睛一样骤然苏醒。
我站在高楼底下仰望着那些摩天高楼时,新鲜感总是被恐惧所覆盖,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压迫,楼房的阴影投射在我身上,让我觉得影子突然就有了重量。
掩藏在这些城市明珠般高楼后面的是一些灰头土脸的平房和深浅不一的巷子。这些巷子有着相同的陈旧、拥挤、和嘈杂,住在这些陋巷里的人也有着相同的表情,忙碌,和憔悴。他们总是先于这座城市醒来,然后用厨房的锅铲,叫卖的喇叭和旷日持久的干呕吵醒这些巷子。或许是为了初来乍到的人更好的找到回家的方向,这些巷子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和平巷,莲花巷,七星巷,这些名字被刻在一张蓝色的铁皮上钉在巷口的立柱上。
我们租住的地方在和平巷,和平巷很深,沿着巷口进去几十米才能看到头。巷子门口一家面馆终年架着一口大锅,锅里油汤翻滚,看起来浓稠而油腻,一个裸着膀子的人常年守在锅炉旁边用一把硕大的马勺在锅里搅动。再往里走一点是一些粮油杂货铺子,这些铺子门口的牌匾上被油渍侵染,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熏黑色。穿梭在这些巷子里的,除了行色匆忙的人以外,还有不可计数的巨大的灰皮老鼠。这些巷道里的老鼠颠覆了我以往对老鼠的认知,它们不畏惧阳光和吵闹,经常拖着肥胖的身体行动迟缓,招摇过市。
从和平巷出来,过穿过一条街道和一座石桥是一所中学。刚到这里的第三天,父亲领着我去参加了这所学校转校生的预选考试。这所学校远比我原来的学校要大,校门上烫金的校名金光闪烁,校园里楼房整齐,树木葱茏。预选考试在考试完一周之后就张了榜,我的名字排在榜单的第一位,这个结果让父亲吃惊之余倍受鼓舞,他坚定的认为将我转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开学的那天,父亲领我去学校报道。接待我们的是学校教务处的主任,一个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的女人,除了头上那一绺蜷曲的枣红色头发外甚至长得也和我母亲有几分相似。在和父亲寒暄之余,她接过我填写完的表扫了一眼,嘴里感慨了一句,真是一手好字。   
于是后来我便趾高气昂地进入了这所学校,但这种趾高气昂很快就被另一种卑微所代替。和山野校园不一样,这里没有学生秉烛夜读,也没有人和教师对峙,似乎每个人都变得成熟,理性并且我行我素。合群这种年少时与生俱来的特质渐渐在我身上隐藏,放学后的下午,我经常跑去校门外那条小河的河岸上,看着远处浓烟滚滚的烟囱和盘旋河面上的一些水鸟,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在我心里沉淀,挣扎,我在河面看到自己的倒影,茕茕孑立,无人问津。
这座城市的街道,楼房,人群,晚灯,都呈现出陌生的颜色,让我惮于接近,甚至让我陷入失眠。父亲和母亲的劳累与日俱增,疲惫从父亲沉闷的鼾声和咳嗽里散发出来,穿透混沌的夜晚,落在我耳边,我想他们和我一样,对于这个城市也无力接近。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甚至失去了表达和宣泄的勇气。
有一天,我的班主任――那个和我母亲很像的女人对我说,你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但作文总是写得干巴巴的,并且总是写得繁复不已。
那时候我尚且还不明白她所说的干巴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对作文的理解是在八百字的空格里费尽虚汗,做尽好人好事,
我不厌其烦地写,但始终徒劳无功。
她说,你要改一改这种枯燥的写法,你这手字要配一手好文章看起来才是赏心悦目。
她在临走前丢给我两本崭新的书刊,书刊上的封面是印象派画风的两幅插画,封面右上角赫然印着幻想作文四个字。
无处可去的日子里我翻开那两册书,把那些别人写在笔下的故事无数次翻来覆去地读,我看到许多处在和我这个年纪的人,也正在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他们心思细腻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我在那些文字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发现,文字也能成为宣泄和表达的一个窗口。
这些故事彼时仿佛在我沉闷而平静的生活里投下一颗石子,激起无数浪花跳跃。

       二
高中三年,我对所有的人和事物印象都不尽深刻,除了一个叫郭炳丽的女人。
这个女人走路的时候腰板笔挺,姿态端庄,倒瓜子脸上有些皱纹,不深,看不出具体年纪,四十多或者五十来岁,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漂亮的女人。关于她的年纪都是道听途说,一直没有核准,只知道她在学校执教了有二十多年。
她第一次正眼凝视我时我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九月初的太阳像一颗要融化的火球一样烈烈地挂在远处,我远眺着楼下那棵被阳光纠缠的百年樟树时突然听到我的名字,我慌张地收回视线,然后听她念完了一篇示范作文。
那是我在高中写下的第一篇文章,从她解读的声音里能听出她对那些瑕不掩瑜的文字的肯定与赞许。时候窗外一束阳光照在我脸上,我感受到阳光与从四周投射过来的眼神的灼热。我听到一阵掌声,像雨水一样拍打在干巴巴的土地上,催促着一粒种子湿润,发芽,野蛮生长。
打那天开始,我便记住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和声音。
我开始对文字衍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且开始了对许多故事的遐想。物理老师是个中年男人,满口烟熏黄牙,但他对于物理学定律和故事背景有着让人惊诧的熟知,比如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洗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浮力原理,又比如胡夫金字塔建造时所用到的杠杆和力臂的长度,这些我并不在意,我时常在他讲完那些故事以后遐想,阿基米德所计算的那顶王冠到底是什么形状或者王冠的主人赫农王的王朝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哪一个节点。
从高中校门出来顺着街道三百米是人民路,人民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的地方是我常去的地方。走进书店,扑面而来的是新干的油墨味,那是一种带走淡淡的墨香的味道。书店的二楼和三楼摆放的全部都是学生试卷与训练真题,那里也是书店最热闹的地方,只有一楼的角落里无人问津,每到周末下午,我都要去那里。一楼的书架上整齐地码着一些宽厚如字典的书,诸如四库全书和全球通史。当然,这些典籍我无力消化,只能看些通俗的现代作品,并且大多走马观花,囫囵吞枣,不会反复咀嚼。
有一次在那里,我偶然间遇见郭炳丽。卸下严肃和腔板的她脸上多了些平易近人的和悦,她见到我,似乎也没有多少惊诧,她从书架上翻了翻,然后抽出两本递给我说,你该多看看这些书,对你有帮助。
我接过书来,深蓝色的素底封面干净,描金的字体印在上面, 那是两本唐诗宋词。
那两本诗词带给我莫大的吸引。我讶异于数百年前,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竟能把我见所未见的词语拿捏得如此贴切并且左右逢源。此后,我无法自拔地沉浸在汉语词典和汉语词源两本厚典里,为一句诗词做注,与一个汉字周旋,在那些形状方正结构古怪的文字里自娱自乐。
高中那两年的时光沉闷、压抑、所有人都枯坐在一米见方的书桌上孤注一掷,随波逐流。我也不能幸免于难。有天晚上,那个一直在我旁边昏昏欲睡的同桌突然惊醒并向我扔了一本书说,啃诗词字典无用,给你看点长见识的书。
我下意识地翻看了一下封面――《无知者无畏》,王朔著。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王朔和李敖这些名字,那天晚上我同桌出乎预料的没有打盹,他精神振奋口沫横飞地和我讲起这些人和他们的著述。
我兴致盎然地听完,并且在他的侃侃而谈里对他刮目相看,我想我们同属于特立独行的那一类人,就像王朔说的,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能摆脱在这些生活在表面的相似。这个晚上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了往后十多年里我们把酒言欢无话不谈的开始。
那晚过后,这个原本混沌的世界仿佛向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透过门缝里,看到门外有另一个更大的世界,那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有着相同的困惑和挣扎,也有许多人和我不一样,他们策马扬鞭,不与这个世界为伍。
我深陷在别人用文字记录的青春里,比如韩寒,比如小饭。我不知道我所羡慕的,是别人独出心裁的文字还是别具一格的青春。我看到很多故事在文字里盛开,或鲜明或灰暗。于是我渴望有人搬起一颗巨石砸碎我平淡无奇的生活,让我的脸上多一些表情,或痛苦,或狰狞,或甜蜜,或苦涩。
那中最后那年,我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写下许多文字,我想和别人一样,给自己的无处安放青春留下一些有迹可循的符号。但无论我如何修饰,润色,这些文字读起来还是干巴巴的,像咀嚼着一把泥沙,涩而无味。
毕业前夕,我撕掉那个笔记本从七楼扔下,没有听到落地的回响。


九月份的时候,太阳依旧**,咄咄逼人。我坐上一趟从几首来往肇庆的绿皮火车,趁着暮色低垂往南方赶去。
时至今日我依旧不明白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座城市去上学。这个乏善可陈的城市,除了普通还是普通。杂乱拥堵的火车站,在斑马线上上从不减速的出租车,老城区尘土飞扬,一辆洒水车经常带着喇叭里的儿歌从马路上驶过,把灰尘从马路上中间喷到马路的两边。天空一般都呈现出灰蓝色,没有让人心旷神怡的澄净,也没有尘烟弥漫的混浊。
学校在老城区城郊的一片荒地上。前后几排矮楼都是饭店和小旅馆,虽然看起来门楣丑陋,但时常门庭若市。
这似乎是一个合乎情理的逻辑,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选择了一所普通的学校,一所普通的学校像一枚图钉一样扎在城市地图上毫不起眼的角落。
我无力去思考这些。
那时候我精力充沛,满怀憧憬。我觉得接下来的四年里可以做许多的事情,比如读书,写作。但最终,这种冲动被俾昼为夜无所用心的状态所取代。我开始彷徨并且对生活大失所望。
学校图书馆是最为气派壮观的建筑,盖在湖边,上下十三层,从入校那天起一直在敲敲打打,里外修饰。直到两年后的某一天才开始开放。图书馆落成的时候,我进去过一次。那些排列有序的书架上有些空洞,有的架子上摆了些书,大多出版年份久远,书也显得陈旧而灰尘满布。我借来的书册里夹着一些借书签,上面填写着书的借阅记录,我打开一本小说后看到那本书最后一次被借阅是在三年前的十一月。
我借来的那些书在我枕边躺了一年,也许更久。我想,可能在我枕头边上,这些书才感受到一些久违的温度。我偶尔会拿出一本来翻一翻,并且每次翻的都是固定的那几页,那几页的故事和纸张一样年代久远,却又让人无比怀念。比如故事里讲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那时候他们除了在学校上课,课余时光还要下地劳作,喜欢一个人就把春风十里的情话装进信封里,或者编制一个花环戴在她的头上,朦胧的月亮下,总是有人偷偷的在唱歌。那时候的他们一无所有,却又过得有声有色,连那时候的月光都比现在更明亮,更浪漫。
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开始写一些故事,我在杜撰的那些文字里体会另一种生活和遭遇,这些遭遇有好有坏,我沉湎其中并且自得其乐。
文字成了我那几年生活唯一的出口,后来我在一些书刊上看到它们被铅板印刷以后。我再看到它们时,突然觉得这些故事血肉**。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我最后一次站在图书馆楼顶时已经是初夏了。学校后面的荒地上漫野的油菜花经过一场大雨后已经开到荼靡,两只水鸟也结伴归来停落在校园湖心的亭子上,交耳磨颈,白天越来越长,这一切都在催促着仲夏的脚步。
离别是那个夏天的主题,但缅怀却越俎代庖成了我对那个季节唯一的感触。我们喝酒,狂欢,在门庭若市的小吃摊上猜拳,在座无虚席的小酒馆碰杯。我们搀扶着,在回来的路上相互揶揄,黄灯在树梢上与树叶**,夜虫在寂静处独自嘹亮,清风沉醉,我们在湖边席地而坐,图书馆上巨大的灯光打在我们脸上。我们在那里失声地唱了几个晚上关于离别的歌曲,最后嗓子变得沙哑,精疲力尽。
夏天快马加鞭而来,身边的人相继拍马而去,最后只剩下我和室友陈伟线。宿舍楼道里一片狼藉,每扇空敞的门里都弥漫着人去楼空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陈伟线爬到楼顶上抽烟。对面楼房的窗户黑压压的,只零星亮着一两盏。白天的时候我们用借来的一辆破旧豪摩托车驼着两麻袋书去收购站里换了两包烟,还有几厅啤酒。
陈伟线举着酒碰我问我接下来什么打算?
我看着远处忽明忽暗的灯光,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说,去流浪天涯。


我知道有一天会独自踏上一辆往南方的火车,和车上所有坐立不安的人一样,和车上所有困顿疲惫的人一样,奔赴一座南方城市打工,生存。
我别无选择。
于是我拉着一只箱子,在夜色里匆匆赶往南方。
我带着星夜兼程的疲惫来到蓉城时,这座城市正下着暴雨。后来我知道,下雨是这个城市的常态。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座城市和所有大城市一样,地广人稠,交通拥堵,高楼林立。我在二环高架附近的小区里租了一个房间,房子是三室中的一个侧卧,看房的时候房东在电话里把这个小区的环境交通和房屋设施说得极尽完美,但打**门的那一刻我还是有些失落。和所有老房子一样,老旧杂蹋,门口的电表丢失了箱门,裸露在灰暗的墙上。卧室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之外,就只剩下一个破烂的衣柜和一把灰尘密布的吊扇,唯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隔出来了一个小阳台,那里采光通透,并没有被旁边的建筑遮挡。
虽然和房东的描述相差甚远,但对于这些小区的房子来讲,我相信大抵都差别不大。我没有犹豫,第二天就搬进了这个地方。那时候正是七月,因为房间阳台的那一面朝阳,所以对于这个城市的最初印象,除了热,还是热。虽然那把半个房顶大的风扇不分昼夜的搅动着房间里的空气,但我还是像憋在浑水里的一尾锦鲤一样,横竖透不过气来。
和所有刚毕业的学生一样,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我知道,要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下来,我需要一份工作。于是我在网上急病投医般的海投了许多简历,开始忙于面试,求职。
我的简历很空泛,每次看到别人简历上密密麻麻的排版后我都觉得自己的阅历实在是乏善可陈。
屡次失败后我终于在东郊附近找了一份旅行社的工作。我焦躁的情绪开始沉淀,于是我学着像个上班族一样规律的生活,朝九晚五。
和我同住在那套房子里的还有一对情侣和老夏,都是外地人。住进这里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很少打招呼,在这个城市里,邻居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存在,没人在意你什么时候来,也没人在意你什么时候离开。或许是见过了许多人的来来往往,大家就各自默认了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方式。
老夏身上有着文艺青年的一些特质,穿着比较嘻哈的衣服,留着九十年代的中分头,老夏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恰恰相反,有时候晚上七八点才背着吉他风风火火地出门。我和老夏走近有着诸多的原因,比如在这个屋檐下总共就四个人,除了那对情侣之外他别无选择。另外,老夏养了一条狗,一条很小的串种博美,白毛,短小,粘人。狗不像人那么认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它就摆着尾巴兴奋的跑进我的房间里围着我的脚打转,我看着它圆溜溜的眼睛,满是喜欢,于是经常给他吃一些饼干和零食。我以前也养过狗,所以狗成了我和老夏的第一个共同话题。抽烟,是第二个。
蓉城是老夏的大学城,所以毕业以后他选择留在这里,老夏是个有些念旧的人,他说来蓉城的这四年,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有时候在客厅里看到不吃辣的老夏满头大汗地吃着蓉城红油鲜辣的外卖时,我总觉得老夏还没适应过来,至少在饮食习惯上是如此。
听老夏说他之前在学校组过一个乐队,经常去一些小酒吧驻唱,后来毕业了,乐队的人大多离开了蓉城,只有他选择留了下来。
对于老夏是歌手的这个身份,我一直有所怀疑。老夏是陕西人,口音里带着浓重的陕北的高原泥土味,云和涌两个字在他嘴里听起来像是同一个读音。但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听到老夏抱起吉他自弹自唱的声音时,我就坚定的相信了老夏的话。
小敏是个护士,也是我们房子里唯一的女人。因为有了她的存在,我和老夏在家从不光膀子。小敏在南方姑娘里算是比较高挑的女孩,大眼睛,马尾辫扎得高翘。
刚到这里的头一年,我们对小敏的唯一印象是,干净,勤快。多数时候,小敏在家都是围着洗衣筒,洗衣服,洗裙子,洗床单,洗抹布……以至于我和老夏在客厅抽烟的时候都会竭尽所能地把烟灰弹进烟缸里。和小敏真正的接触是在老夏的父亲关中来这里看他的那一次,老夏的父亲从老家带来两只猪手和一些特产。老夏的父亲在厨房里里外外把晚饭准备妥当后,老夏叫上我,我们仨爷们坐上桌的时候老爷子说房子里的女娃娃回来也没吃上晚饭,他执意地敲开了小敏的门,小敏盛情难却于是穿着拖鞋披散着头发出来,和我们一起上了桌。
老爷子是个健谈的人,我们陪老爷子喝到正酣时老爷子和我们讲了许多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并且交代我们年轻就不要怕吃苦,并且我们生活在一起要相互照应。
说到这里时,我们仨都只是连连点头。老爷子在这里只待了两天就走了,他捎来的一大米袋的吃食因为冰箱搁置不下就放在厨房的案子上。老夏和我都很少进厨房,所以就只得交给小敏。
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的那个晚上我才觉得这个我住了一年的地方突然有了一些烟火的味道,那天晚上我们敞开心扉各自聊了一些关于自己过去的经历,听到小敏说起失恋的时候我和老夏才突然发现这个房间少了一个人的身影,我们安慰小敏说不要为了一颗歪脖子树放弃整座森林。那晚我们喝得有点多,乃至于后来连收拾厨房的任务都忘了。
从那以后,我和老夏抽烟的时候就不再拘谨,有时候晚上光着膀子坐在客厅里,小敏哐哐啷啷地端着洗衣盆从我们面前经过对我们视而不见。我们扔在盆里的衣服,也被小敏甩干后晾在了阳台上。
我们的生活渐渐开始融合在一起,譬如分工做饭,老夏白天时间充裕,于是经常领着小狗去楼下菜市场买菜。小敏在厨房看到我和老夏用尽十八般武艺做出一条未除腮的鱼后毅然决然的接手了厨师的重任,我则负责收拾风卷残云后战场清理。老夏的狗成了我们共同的宠儿,随机出现在我们仨的房间里。
于是我想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大抵都像我们一样。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适应了这里的气候。这个城市总是雨水频繁,所以无论天气如何,出门的时候我总会把雨伞装进包里。我习惯性地在地铁站口加快脚步,涌进奔跑的人潮里,地铁上的人日复一日的打着困顿和隔夜的呵欠,这些或许就是所谓的城市节奏。
我对这座城市的适应一直持续到老夏和小敏相继从这里搬走。
和我来到蓉城的时候一样,老夏走的时候也是夏天,蝉鸣不经意间喧宾夺主地盖过了高架桥上汽车轰鸣。那天老夏请我们去他驻唱的酒馆里喝酒,酒馆里到处都是划拳碰杯的声音,没人在乎台上的人到底是谁,也没人在乎他在唱什么。只有我和小敏在台**视着他,那一刻的老夏,安静,投入,光芒万丈。
老夏去了西安,听老夏说那里的人爱听民谣,城门下有许多路唱的乐队。
老夏走了以后,小敏也在两个月后从这里搬走,我问小敏去哪里,小敏跟我开玩笑说回家相亲,我知道这个喝醉了之后就会哭着说要嫁给爱情的姑娘肯定不会回去相亲的,但至于去哪里,她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再问。
老夏和小敏的房间重新住进了人。
他们走了以后我经常坐在小阳台上抽烟,看着远处被太阳照的棱角分明的楼房和屋顶。有几只鸽子从我视线里穿过去,楼下十几个人围在一张麻将桌旁,看着四个老太太在打麻将,这里的生活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就像没人来过一样。




顺着318国道一直往西,山越来越高,云越来越白,那团巨大的棉絮一般厚厚的云轻飘飘的浮在山顶上,衬得身后的天越发的蓝。
往西藏的公路沿着河流一直往上。渐渐的,翻山越岭之后,看到了村庄和牦牛出现在绿毯覆盖的草原上,那里岁月宁静,野花绽放。
我辞职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西藏看一看,于是我坐上一辆往西去的越野车,一路颠簸,往西藏飞驰而去。一路上看到路边有人徒步,朝圣者在山路上匍匐,有牧民在河州饮马,有僧侣在寒山上念经。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路,而每个人都会选择其中的一条走下去,这一条路或许坎坷荒芜,渺无人烟,但只要你一路往下走,就会看到清河绿洲,牧马炊烟。
我终于决定离开蓉城,告别这座城市的节奏和雨水,告别朝九晚五,走上另一条道路。
那天下午我收拾好行李,拦下一辆往车站去的大巴,城市和街道飞速向我身后退去,挤在乌云里的那团欲流又止的雨水终于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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